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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母校情怀，每当独自一人背上行囊踏上一段新的旅程，带走的不不仅仅是对家乡的留恋，还有属于学生时代独特的味道，那是一种让自己刻骨铭心，深入骨髓的味道。
一、农村来的新生
1965年9 月 1日，是沛县中学开学的日子。我带着行李、日用品和一个星期的口粮，步行三十多里路，满怀欣喜地来到沛县的最高学府一一沛县中学报到。
那一年沛中高中部共招收两个班，每班50人。我被编在二班。二班的学生来自栖山、王店、朱寨、胡寨和唐楼中学。因为这些农村中学没开设外语课，而沛中和鹿楼中学都开设了外语，所以就把我们这些没学外语的学生编在一个班，有利于外语课的教学。
当时高中部学的是俄语。班主任于锁华是我们班的俄语教师。他是一个来自苏南、中等个子的中年人。副班主任是董传诗，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丰县籍的青年的物理课教师。数学老师是一个名叫张德沛的清瘦但又干练的五十岁左右的老教师。几何老师是陈远志，也是个南方人。其他课程的老师已记不太清了。
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没有学过俄语；二是都来自农村。这么多新面孔凑集到一块，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很拘谨。
第一次开饭时，记得是两个同学用一个铁桶抬来大半桶清炖茄子，是什么饭就记不清了。大家拿着碗筷等着打菜。等了好一会，一个年龄稍大的青年走进来，说：“怎么还愣着干啥？来，我来打菜。”
当时大家都以为他是学校的教师，后来才知道他是学校的田径运动员，因练习田径而影响了学习成绩，被照顾到我们班里。名叫徐训彩。
我们这一班农村来的学生，虽然成绩是勿容置疑，但在着装上，与高一（一）班同学相比，显得土气。大部分同学都还是穿着粗布衣服。特别是冬装，棉裤是老式的大裆裤，袄是粗布老式的对襟布扣棉祅。
而一班是以原沛中学生为班底组成的，学生的衣着有着城里学生的特色，相比之下，我们二班的学生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一班的同学不仅衣着比我们光鲜，文娱活动也很活跃。常常在下课后，十多个女同学们聚在教室前，不约而同地唱起歌来。她们的嗓子特别亮，兴致也特别高，一首接一首地唱，嘹亮的歌声响彻校园。
我们班虽然文娱活动比不上一班，可是学习成绩是令一班咋舌的。特别是数学、物理学科，尖子生都在二班。一班优势在于已有三年基础的俄语课和拥有几名篮球和田径运动员。
我们这些从农村中学考上来的学生，来到沛中面临着两个难题：一个是生活上要自己和面蒸馍馍，另一个是要啃下从未接触过的俄语。
先说说蒸馍馍的事吧！
上初中时，学校离家近。星期天下午回校时，带上三天的馍；中间家人再送三天的，一个星期的饭食就解决了。可是来到沛中，离家几十里路，家长是不能再送馍了。因此，学生要从家带面，到学校自己蒸馍馍。
这个情况，录取通知书里就告知了。可是，当时都是十五六岁的毛头小子，谁也没有和面蒸过馍馍。为了应对新的环境，开学前，母亲手把手地教我和面，蒸馍。
学校伙房为每个班准备好一层足有一米见方的蒸笼，还配备了和面用的盆。我因为在家跟母亲学习和面、蒸馍馍，所以当我吃完从家里带来的馍馍之后，就开始在学校里自己和面蒸馍馍。
虽然做得笨手笨脚，还是赢得了周围同学的啧啧称赞。后来一些懒得动手的同学常找我帮他们蒸馍馍，每次我都爽快地答应。
1965年，农村的百姓虽说是能吃上饭，但也是粗粮为主。同学们带的面，各色各样。有玉米面、高粮面、豆杂面、红芋干子面。所以蒸出来的馍馍也是五颜六色。只是没有白面馒头。
那时候在校生活费是每个月五元钱。这五元钱也只是菜金和茶水费。
再说说啃俄语的事吧！之所以对学俄语用个“啃”字，是因为在本土学外语，困难极大。首先是环境。人和人交流，出口就是汉语。俄语只是课堂上和晨读的时间段才练习。第二是俄语的语法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我们从俄语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学起。字母，发音，单词，语法。一堂课下来，弄得头脑发晕。
记得有一次老师课堂提问，让以“我是什么什么”的句式造句。被老师点名回答的那位同学，想了半天捅了句“呀告特”。“呀”，在俄语里是“我”，“告特”即“公猫”。（因年代久远，俄语的词汇已不会写了，但这句话的俄语读音还记得）“呀告特”即“我是公猫”。惹得同学们憋红了脸没敢笑出声来。
于老师为了避免这位同学过于尴尬，又讲了几个以往教学时学生作业中出现的“男孩和女孩在钢笔尖上跳舞”、“爸爸妈妈在铅笔盒子里谈话”等笑话。并反复要求对俄语单语、语法等都要死背硬记，才能熟练地掌握。
学习俄语期间，为了活跃学习气氛，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于老师还把《社会主义好》等歌曲翻译成俄语，教我们用俄语演唱。至今我还会用俄语唱《社会主义好》，虽然因年代久远，唱不全了，但还是能唱出一部分的。
在初中时晨读课都是读语文，可是到了高中，晨读只好读俄语。平时有点空也得念俄语。语文成了副课中的副课，俄语倒成了主课中的主课。一门俄语占去了大半的精力和时间，搞得头昏眼花，精疲力尽。对学习俄语用个“啃”字不为过分吧！
结果下这么大功夫“啃”，俄语成绩还是考不好，其他学科的成绩也因此受到影响。我的原来在初中时前十名的成绩，来到高一的下学期，只能排在中下等了。后来有时想想，幸亏来了场运动，不然的话，熬到高中毕业，十有八九要考出来个“名落孙山”的结局。
二、教育革命中的师与生
1964年，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关于教育改革问题讲道：“现在的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
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反对注入式教学法”，“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
我的高中学习生活就是在教育战线上全面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春节座谈会讲话的背景下开始的。记得当时学校正在开展反对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实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所谓启发式，就是老师在课堂上多提问题，让学生动脑筋，自己理解，然后老师再讲解。或者老师先把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思考，下一节课时再讲解，或者让学生讲解。
当时进行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少布置作业，给学生减压。那时候，老师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几门主课，课间作业都不多，在学校安排的自习课和自由活动的时间内，完全可以做完。晚上熄灯铃一响，马上熄灯就寝，不一会寝室里就响起了均匀的鼾声。
高中一年级，是高中阶段打基础的一年。因此，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学校实行的启发式和减压式的教学方法，对学生来说，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时间，那几门差点的学科，就多下些功夫。有条件的学生还可以超前自学。我们班的几个尖子生在高一时，就开始自学高二的物理、数学等学科了。
那时学校生活很有规律，该学的学，该玩的玩，该休息的就休息。不像现在的学生到晚上十点多还做不完作业，星期天还要补课，假期间还要花钱请人补课，一年到头难能有个休息的日子。
那时候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很紧。学雷锋，学毛选，在各班级开展得轰轰烈烈。学生们在搞好学习的同时，争做好事，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在社会上助人为乐，这些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学校经常召开学毛选，学雷锋经验交流会，适时地表扬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校园里处处呈现出青年学生朝气蓬勃的景象。
记得高一上学期，秋收种季节，学校停课到村子里帮助秋收秋种。我们班到城北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分给我们的任务是拉耙耙地。那是一块头天夜里用拖拉机耕翻的地块，有几十亩。坷垃像坯块大，且是淤土地，很硬。我们全班分成两个组，每组拉一个耙。
为了增加耙的重量，在耙上又放了两个装满坷垃的大条筐。这样耙齿才能把坷垃穿烂。于锁华、董传诗两个班主任一人带一个组。大家把绳子的一头拴在耙上，一头搭在肩上拉住，拉着耙向前走。脚下坷垃像绊脚石，大家一个个像醉汉，深一脚浅一脚的近乎匍匐地前行。
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喊着号子，唱着革命歌曲，斗志昂扬地耙一遍又一遍，直到把坷垃耙碎，耙细。
休息时，于老师给大家讲了个故事：往年有一次帮忙给生产队割豆子，有一个同学没有镰刀，急得转圈。另一个同学告诉他：“你去捆吧！”实际上这是调侃他的话，豆子是不用捆的。
可是由于这位同学是城里的干部子弟，不会干农活，也不懂农活，他真的去捆豆子。笨手笨脚翻来翻去怎么也没法捆，急得满头大汗。大家看他憨态可掬的样子，都笑了起来。
我认为，班主任讲个这笑话，除了活跃气氛之外，真正的目的是让大家懂得“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性。
三、一颗雨花石引发的故事
我们高一（二）班与高一（一）班，教室在最前排的东头，两口教室中间有一条通道隔开。平日里，学生们该上课就上课，该休息就休息，同学之间也没有交集。
课间休息时，一班的女生们习惯性地聚在教室前，欢快地高唱革命歌曲，尽情释放课堂上的疲惫和压力。每每这个时候，我们二班的同学们在她们歌声里，也分享着快乐。
两班之间也有一座沟通的桥梁，那就是同是鹿楼中学考进来的同学。因为受班级人数的限制，鹿楼中学的同学有三分之二被分在一班，另三分之一分在二班。所以说，鹿楼中学的同学成了两个班级同学之间交流信息的桥梁。
记得有一次，从一班传过来一个由一块雨花石引发的故事。
时间是1965年，刚开学不长的时间内发生的。一班的一个女田径运动员小A去南京参加运动会，带回来一包雨花石，分给同学们留作纪念。
打开以后，同学们蜂拥而上，争相挑拣好的。足球运动员B个子高，手疾眼快，一个最炫目的石子被他抢到。
女篮运动员C一看最好的一块被B抢走了，就返身追着B要，吵着说是她先抢到的，被B又夺走的，要B把东西还给她。B好不容易抢到手，岂肯再易主？两人在教室里正追打着，上课铃响了。只好各自回到座位，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起身向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躹躬问好。
可是，那节课，C一门心思在那块雨花石上，老师讲的课她连一句也没听进去。
C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凡事不拘小节。下一节课是自由活动，所以，一下课，同学们有的去操场活动，有的留在教室里做没做完的作业。B也和几个同学一块去操场练球去了。
C一直都在注视着B的动静。一看B去练球了，慌忙跑到B的座位，在课桌洞里翻开了。因为B根本就没有把雨花石刻意的藏匿，所以C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你说她那个高兴劲，简直就像个三岁的孩子，手舞足蹈，又唱又笑。闹腾了一阵子，才回到座位上做自己的作业。
大约过了半小时吧！大家的作业也差不多都做完了，这时，一个平时爱和C开玩笑的女同学又想活跃一下教室里的气氛，就对C说：“B相中的那块石头你偷回来了，等B回来，看他能给你算完？”她这么一开头，大家围绕这件事，不约而同地发起话来。
有人劝她趁着B还没回来，赶紧“完璧归赵”，有人说，B从小丧父，他娘看他似宝贝，他在家说一不二，要天也得许半个。你把他喜欢的石头偷走，等着吧，有你好看的。
正说着，B练完球回来了。来到座位上稍作停留，啥也没说，又出去了。
一看此情，大家的议论更热烈了。C这时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正在这时，又一个同学从外进来，有人问他，你看B去哪里了吗？那个同学说，看见他去沿河了。一一沿河，是县城里一条通往微山湖的河，夏天人们常在那里洗澡。那天B练完球是去沿河洗澡去了。
一听说B去沿河了，大家话更多了。有人说，不会去投河吧？有人说，小C，你还不赶快去看看，如果B真有个好歹，看你怎么向人家交代！
你一言，我一语，弄得小C也六神无主，趴在课桌上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正巧，班主任老师不早不晚地来到了。一看小C在趴着抽泣，便拍了拍肩膀，问，怎么了？哭啥的？
班主任这么一问，小C哭得更厉害了。抽泣着说，孟老师，你快喊人去沿河找B去吧！他要跳河死！
班主任对B是了解的，他凭直觉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于是对C说，他跳河还能赖你吗？小C连忙说，他死了，我也不能活！
班主任老师笑了笑，走了。
晚上，上完晚自习课，班主任老师来了。开班会！
班会上，班主任老师讲了讲日常工作后，嗓门突然提高八度，神色也严肃起来：以后，咱班的（同学），任何人不许谈恋爱！哭了叫了，要死要活，像话么！要记住，咱这里是学校！
四、地震波中的关怀
1966 年3 月8 日 至 3 月29日，河北邢台接连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6次。期间周恩来总理三赴地震灾区视察情，送去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心。
沛县距离邢台仅仅几百公里，震感还是很明显的。为了防止突发意外，保障师生的安全，学校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
晚上寝室里实行轮流值班制度。每班两人，每班值勤两个小时。值班人员在室内的地上，倒放一个空酒瓶子。酒瓶子上头口径小，底头口径大，倒着立在地上，稳定性差，容易歪倒。用这种土得掉渣的办法来监测地震，不能不说这是人民群众应对自然灾害的一大创新。
根据排好的顺序，值班人员坐在倒置的酒瓶前，细心静气地监视着这个细脚伶仃的酒瓶。上半夜时，有的值班员借着灯光读读书，但不敢交谈，那样会影响别人休息。他们感觉全室同学的生命安危，全都系在这个倒立的空酒瓶上。
记得有一天半夜，学校紧急通知，全体师生紧急起床，到操场集合。说是地震台预报，凌晨二点将发生地震。大家赶紧胡乱地穿上衣服，来到操场。两个班主任老师也都来了。一边安抚学生稳定情绪，一边讲解防震的知识。
三月的沛县，春寒料峭；凌晨的夜晚，更是显得清冷。同学们有的跺跺脚，有的原地踏步，还有几个围着操场跑了起来。那时候同学们都没有手表，也不知道到几点了。找到班主任老师，看看表，两点己过。同学们都认为预报的时间已过，应该回去睡觉了。可是班主任老师说，再停一会，小心没有过头的。直到三点多，学校下令，危险解除，大家才回寝室就寝。
大家在地震余波的晃动中，度过一个又一个紧张的日子。正当人们感觉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一天早上，天刚亮，不知道从哪个寝室里，传来一片杂乱的呼喊声。紧接着，就有学生从上层床上跳下，夺门而出，还有的离窗户近的就跳窗而逃。
大家像炸营似的赤脚穿着内裤，有抱着衣服的，有裹着被子的，有赤脚穿个裤头披着被子的，也有只穿个裤头就逃出寝室。呼叫声从一个寝室传到另一个寝室，人们如惊弓之鸟，惊魂未定的站在院子里发呆。
过了一会，等大家缓过神来，发现房未抖，地未动，原来是一场虚惊！大家长长地舒了口气，重新回到被窝里。
第二天下午，全校师生集合在教导处前面的小广场，聆听徐李云校长的讲话。本来大家都以为徐校长要对昨天早上发生的事要做批评，可是事情并非如此。
原来是前几天半夜紧急集合，应对预报的突发地震一事，事后有学生讲怪话，说半夜三更把学生都叫起来在操场挨冻，地震预报不准，有意摧残青年学生。
徐校长敏锐地觉察到发这种议论的学生在思想认识方面存在偏差，有必要以这件事为切入点，对学生进行一次政治思想教育。
那天的会议上，徐校长对这种说给予了严肃的批评，指出：这是党对人民生命财产的爱护和关心，是对青年学生的最大的保护。又结合周总理亲赴邢台灾区视察灾情的实例，给全校师生让了一堂深刻的思想教育课。
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那时候学校里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氛围是多么浓厚，校领导对学生的思想工作，做得是多么的及时啊！
五、大开眼界的体育表演
1965年秋忙假结束后的一天，突然传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省体育代表团要来沛县表演了！
1965 年9 月 11 日至9月28日，规模空前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上，由16000余人表演的大型团体操《革命赞歌》大获成功，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
这次运动会上，共有 24 人10 次打破 9项世界纪录， 331人469次打破 130 项全国纪录。江苏省的体育健儿在第二届全运会上，也是满载而归。现在，载誉归来的体育健儿们来沛县汇报表演，无疑对沛县的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来沛县表演的有乒乓球队、击剑队、体操队和女篮。因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乒乓球表演赛安排在人民会堂进行；其它的几个项目则是在灯光球场。
乒乓球作为全民普及的一项运动项目，很受欢迎。省乒乓球队来举行表演赛，全城注目。无奈人民会堂空间有限，各单位只能派代表观看。沛中每个班派五人观看。
据现场观众讲，首先是沛县的选手和省队的选手进行比赛。沛中的吳汝惠同学有幸获得这一机遇。
因为省队是专业队伍，沛县选拔派出的都是业余选手，自然不是省队的对手。省队队内的表演赛，才叫精彩。这是沛县人第一次看专业球员的精彩表演。只可惜舞台太小，限制了队员们技术水平的发挥；也影响了观众的视线，好多高潮的场面观众都无法看到。
灯光球场位于南门左侧的一块空地上。所谓“灯光球场”，实实在在地说，仅仅只是一个空中吊着几盏电灯，东西方向竖立着两个篮球架，晚上可以打球的一块场地。
坚硬的地面上，用白石灰画出场地的边线和场内的比赛时用的线条。这是当时沛县城里唯一的公共体育设施。后来这里变成了一直到现在仍有人提起的“老市场”。
表演赛是在晚上进行的。
我和同学们进场时，球场内已经安装好了双杠、单杠、高低杠、吊环等体操比赛的器械。当时大家对吊环还没见过，感到很新奇。有的同学还心怀感慨地说，李大钊当年的绞刑架可能也会这么高吧？一句话说得让人头皮发麻。
表演开始前，省队的领导向观众讲解了体操和广播体操的区别，并向观众介绍了在第二届全运会江苏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和几个运动健将。随后就依次开始了击剑、体操表演和篮球表演赛。
击剑运动观赏性不高，所以没留下多少印象。只记得在介绍运动员时，说有两个是国家队队员，多次参加国际比赛，其它的印象就不多了。
体操表演让人大开眼界了。特别是高低杠和吊环，这是县城里的百姓们第一次看这类项目。
本来大家一直认为体操就是学生们早上在操场、中午在教室前伸伸腿弯弯腰的广播体操，现在令人眼花缭乱地在高低杠上上下飞跃，做着各种舒展优美的动作，给人青春活力的享受。还有吊环上“十字造型”，给人一种“力量的美”。
记得运动员在吊环上做“十字造型”时，一位中年观众感慨地说，这可是真功夫！这得要臂力的！怎么练出来的啊！
随后的篮球表演赛把观众的情绪带入高潮。省女篮是当时囯内的一流强队，尽管部分主力队员因另有任务没能来，可沛县还是抽调县城里的篮球高手组成联队（男队），与省女队进行比赛。这可能是篮球比赛历史上十分罕见的不同性别的一场比赛吧！
省女队队员上场时，鹤立鸡群的身材引起了观众们的一阵阵惊呼。而她们做准备活动时，一个个准确无误地投篮，更是让人们赞叹不已！比赛还未开始，观众们就议论开了，这回沛县队有球汤喝了。
沛县队在沛中篮球教练孙守田的带领下，实行盯人战术，积极拼抢，可是毕竟他们是专业球队，速度更快，投篮更准。沛县队员根本盯不住，抢不过人家。最后以较大的分差输了比赛。
比赛结束后，站在我身后的一位观众评论说，这不算输。她们是专业球队，一天到晚就是练这个。她们赢球赢得少了，就是输了。我当时颇有同感。
在第二天的巡回报告大会上，省队的领队在讲话中，重点讲的就是县、市两级的体育运动与省级的差距。这是当时受多方面条件制约，而限制了地方上体育事业的发展。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十多年后，全国冠军，世界冠军，一个个地从这“千古龙飞地”飞出，像一颗颗闪亮的新星，在体育世界闪耀。
六、赴京串联的流水账
1966年秋忙假期间，根据放假时学校安排的日程，我有两天值班的任务，于是我按照规定的日程，按时返校值班。
当时学校已经停课五个月。不过在那段时间里，运动的走向还在党和政府的掌控之中，批斗当权派和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破四旧，推选赴京代表等等，都是县委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的。
可是，在秋忙假期间，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赴外出串联凭学校开的一纸介绍信，就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去北京，乃至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
特别是一些激进的同学已经从北京串联返回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带回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新口号。令我们几个来值班的同学瞠目结舌。逐商定值班结束后，一块赴京串联，等候毛主席的检阅。
我们在学校教导处开了外出串联的介绍信，第二天一大早，从沛县汽车站乘汽车前往徐州，再转乘火车赴北京。
在那个时期，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语录，大唱语录歌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汽车刚驶出车站，就有乘客站起拿着红宝书给乘客们念毛主席语录。念了几段后，又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革命歌曲。后来才知道那是我校高三的一位同学。
在徐州火车站，凭着学校开的介绍伩，顺利地拿到车票。考虑到在车上只是一天的时间，大家都没多买食物，仅仅够在车上吃的。
当我们从检票口挤出来之后，像刚出闸门的激流，向停靠在月台上的列车涌去。因列车已超员，车门不开，就从窗户往里爬。我们人多，托的托，推的推，先进去的就帮着扯着胳膊往里拽，接行李，真的像冲锋陷阵。经过一阵激烈拼搏，同学们终上了车。
来到车厢里，定了定神，只见车厢的过道里，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全是串联的红卫兵。
列车走走停停，全是站外停车，一停就是几个小时。一开始车上还供开水，后来热水凉水都没有了。走了大半天，到傍晚时列车停在了一个不知何处的一个货场里。
我们班里一块赴京的有几个人，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个女同学，因为她剪了个男式的短发，在车厢里十分显眼，被一些外地的红卫兵戏称为最最革命的“革命头”。另一个就是徐淑斋同学，因为他的身后还有一个跟屁虫，即初中一年级的小同学，名叫李磊。
李磊才十多岁，还是个孩子，所以我对他印象特深。记得在那个货场停车时，大家下车放松一下。见和客车相邻的一辆货车，也是发往北京的。为了尽快到达北京，早日见到毛主席，徐淑斋和小李磊决定爬货车。那是辆封闭车厢的货车，不能进车厢，就在车厢的连结处，两人用绳子捆在腰间，绑在车厢之间的铁杆上。
当时天已黑，大家都认为此法太危险，不可行。在大家的劝说、批评和喝斥下，他俩才放弃了这一计划，解开捆绑的绳索，重新回到客车上。
车上热闹非凡。由于都是去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大家豪情万丈。虽然是站外停车，供水已停，但毛主席语录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声此起彼伏。一直到大半夜，车厢里依然是人声鼎沸，歌声不断。
列车员是个文静年轻的女同志，反复劝阻大家休息，均无效果。无奈只好请来了列车长。列车长是个中等偏胖、说话办事干练、年龄稍大的女同志。她的嗓门也大，她站到车厢里的座椅上大声地劝说之后，有的红卫兵提出来，让她给大家唱首歌，方愿休息。
列车长清了清嗓子，唱了一支《我是贫农的好后代》，大家才偃旗息鼓，带着一腔革命的激情，意犹未尽地进入梦乡。
我们十一月十号出发，当时由于上海发生了安亭车站工人卧轨事件，到达北京时已是十三号清晨。
十一月份清晨的北京，寒气逼人。我们只是带几件替换的单衣，那年代农村的孩子又没有内衣内裤。大家瑟瑟发抖地一路打听，辗转找到位于先农坛体育馆的市委接待站。一打听，五十人以上的可以按团体接待，当天可以安排住处；散兵只能排队等候。询问一下那些排队等候的同学（因都是串联的学生，也以同学相称吧），他们说有的等快一个星期了，还没有排上号。
在等待中，又碰到本校的几个同学。于是大家让一部分同学在体育馆守候，另一部分在体育馆周围寻找本校的同学，还有一部分去火车站出口去寻找刚下车的沛中校友。写到这里，真的要感谢上海安亭事件的始作俑者。
由于安亭事件，前后三天出发的校友，阴差阳错地都在十一月十三日到达北京。下午，沛中的校友共聚集了六十多人。大家把学校的介绍信集中在一起，办了个团体接待手续，被安排在人民大学附近的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住在一个简易的大房子里，睡的是大通铺。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人民大学去串联。所谓串联，也就是去看看大字报，根本找不到人“串”，更找不到人“联”。刚到人民大学，就听到学校正在广播通知，要求大家到某一个地方，集中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文化大革命大串联的最新指示。
我们也随着人流来到一个人山人海的地方，有人在广播里传达周总理昨天晚上关于停止大串联的指示，要求红卫兵同学们回校就地闹革命。我们当时为能赶上最后一班车而庆幸。
随后几天的时间里，我们穿梭在八大院校之间，主要是看大字报。在那几天里，知道了在我党历史上曾召开过七千人大会，并在那次会议上埋下了毛、刘之间分歧的种子。记得有一张大字报上写道：江青在一次与红卫兵讲话时说，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就憋了一口气。
记得那时陶铸已被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清出，有幅漫画画的是刘少奇用打气筒给陶铸使劲地打气。
我们每天带着笔记本和笔，到各大院校抄大字报，唯恐来到北京取不走北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经，对不起毛主席。还有毛主席未公开发表的诗词，也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开出来。
那时没有相机，如果有相机，一定会拍不少大字报的照片。所抄写的笔记本，后来也不知失落在什么地方了。
这样的活动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随后，解放军来到了。一位姓张的男战士和一位不知姓名的女战士来到我们的暂住地。除了带领我们学习最新政策和领导人的讲话，每天的步伐操练是重头戏。那位姓张的男战士我们称他“张班长”。常常在操练结束后，就围着他问：“毛主席啥时候接见我们？”张班长总是笑着回答：“不用急，到时候就知道了！”
我们在解放军代表的指导下，每天早上操练步伐，中午和下午政治学习和自由活动。大家在紧张的学习和操练中，急切地等待毛主席的接见。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凌晨，解放军代表把大家喊起来，排好队伍。每人发了两个馒头，两根香肠，两个熟鸡蛋。说是整队去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是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
大家的高兴劲真的是没法说，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在解放军代表的引导下，和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红卫兵们集结在东长安街上，组成方队。大家手拿红宝书，等候着毛主席的检阅。
当我们的方队经过天安门城楼时，一边仰望着站在城楼上的毛主席一遍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一边快速地通过天安门城楼。虽然看不清站在高高的城楼上的毛主席的清晰面容，但知道站在正中间的那个穿绿色军装的人定是毛主席。
那一刻，真的是热血上涌，激情澎湃。大家的手挽得更紧，步伐更整齐，节奏更快，“毛主席万岁”的喊声也更快更响亮更有力。心想着凭着自己大声地呼喊，能把声音传到毛主席的耳鼓，能引起站在城楼上的毛主席向自己投来不经意的一瞥，那才是最大的幸福。
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飘扬，人人举着红宝书，真的是一片红色的海洋。
回到住地，大家兴致未尽，仍浸沉在幸福的回味之中。高三的几位同学，兴奋难抑，跑到附近的一家邮电局，给沛中的师生发去报喜的电报，让他们一起分享这幸福的时刻！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红卫兵的革命豪情，是何等的狂热！只相信通过文化大革命，祖国山河会一片红，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对学业的中断，既没有失落，也没有怨气，革命的热浪已经吞噬了青年学生思想中的所有的私利，在斗私的同时，异口同声地大批特批修正主义。
这一天在我的记忆中是十一月十七日，可是在网上搜得的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应该以网上的为准吧！反正那时天已经很冷了。第二天我们去颐和园，从十七孔桥到万寿山，是从昆明湖沿冰过去的。
自从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之后，就自由活动了。不过解放军代表还在，和我们同吃同住。每天帮我们生火炉，添煤块。张班长说，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照顾好你们是我们的任务。
由于天冷，大家穿得单薄，因此都赖得上街。有几个上街的同学还闹出来笑话。他们看到冬天竟然还有卖冰棍的，就好奇地问：冬天怎么还卖冰棍？卖冰棍的就有意地戏弄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说冬天的冰棍是热的。其中的一个同学半信半疑地买了一个，一看，还散着冷气。
我们急切地盼望着早日回家。解放军代表就安慰我们说，毛主席请你们来不容易啊！你们就在他老人家身边多住几天吧！
在解放军代表的安排下，我们沛中的六十多位同学，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集体乘火车返回。从去到来，前后历时四十六天。
事情过去已半个多世纪，很多东西已经记不得了。不管是纯净的，荒唐的，还是灰暗的，都是岁月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我在古稀之年，收拾这些记忆的碎片，写出来，记下这段沉重的历史，洗尽蹉跎，给自己的晚年生活添加点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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