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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当年失去了升大学的机会，说来是不幸的。我又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录取的第一届大学本科生，特称“77级大学生”， 又是改革开放的首批幸运者。
历经十年浩劫，国家急需各类人才。1982年2月大学毕业时，按我的条件本可留校任教的，但在分配方案公布的前夜形势突变，没我的份了。当时，我已有了小家庭，儿子都四岁了，无奈之下，只好选择返回我上大学前的工作单位——泰安电机厂。
回厂的最初两年，正值国家要求对青年工人进行文化补课的高潮，领导让我担任了补习班老师。从此，厂里的新老职工都称我“杨老师”。可能是触景生情，触动了我想当个老师的欲望。
退休后，我和妻子在济南儿子家看孙女。2008年暑假的一天，在山东科技大学执教的大学同学于志强教授和好友吴士涛老师推荐我到他们教研室教课。当我征求家人意见时，妻子和儿子都说：“只要你自己愿意干就行！”那时没有手机，为商谈教学事宜，我天天和于、吴二人通长途电话电话，有一天竟然打了四次，在旁的妻子望着我兴奋的神情说：“看来，（科大）给钱不给钱，你都要干！”我即答：“媳妇，你算说对了！”我多年的愿望她是清楚的——知我者，媳妇也！我接着说：“即使不给我钱，有这个机会，我也要干一年！我就是要证明：我能胜任这个工作，并且一定能干好这件事儿！”
商谈过程中，我坚持要先看教材后再决定是否应聘，但得到的答复是新教材开学才到，已放暑假旧教材也弄不到。还是同学于志强了解我，他在电话中鼓励我：“你准行！别再犹豫了，我们能干的事儿你也能干，并且一定比我们干得更好！”在电机厂工作时的好友吴士涛也打电话给我鼓气：“干吧，教务处已给你排上课，校园网上都公布了，你的水平我最清楚，你一定能干好！”我就是在这样的鼓励和支持下，走上山东科大泰安校区讲台的。
妻子的工作单位——原山东省财政学校，2001年并入了山东科技大学，我应聘去教课的消息一传出，在宿舍院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知情者，深为不解：“科技大学怎么会聘请一个破产企业的职工教课?”更有甚者： “他有资格（高级职称）当大学老师吗？他能教课吗？”一些知我学历并支持者，如财校老书记王永利、副校长李旗和王清心，还有张云亭老师，见面都连连拍着我的肩头说：“小杨，你有学历和能力，早就应该发挥你的余热！”我当时的心态是：对知情和支持者，感激在心；对不知情者和不理解者，任人家去议论；教好自己的课，一切自有评说。我的目的就是：给钱多少都干，并且干就干出个样子来，只是要证明我就是个当教师的材料，以实现我多年来的夙愿和体现我的个人价值。
对于到科大执教，凭借我的学识和实践经验，我还是有底气的。当我拿到教材时，离开学不到十天了，经过紧张的准备，2008年秋季一开学我就从容地登上了讲台，承担了《机电一体化技术及应用基础》和《机床电气控制》两门必修课和一门选修课（《工厂电气控制技术》），每周共18课时。经过这一学期的教学，我的学识水平和教学能力得到了教研室领导和学生认可，我手写的《机电一体化技术及应用基础》教案被评为机电系第一名，并被作为青年教师学习的样本（因为学校提倡3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要手写教案）。期末，妻子因身体不适，从济南返回泰安家中休息、治疗。当她听到我的教学成果时，感到非常惊喜和欣慰。
遗憾的是，正在我大显身手之际，这年底妻子突患重病，我不得不中断了期末考试陪妻子到济南住进了齐鲁医院，虽经全力救治，终未见效，三个月后妻子不幸病逝。妻子逝去后，机电系和教研室的领导以及于志强、吴士涛两位好友劝我马上教课，以摆脱失去妻子的痛苦和独立生活的寂寞。考虑到自己一时难以集中精力教好课，我婉言谢辞了他们的好意。
妻子逝去一年后，2010年3月9日我重新到科大教课，伴随着向学生传授知识，我的孤独感和寂寞感也得到了缓解，对生活有了新生的感觉。
以后涉及教学的两件事，改变了宿舍院里的人们对我的看法：一是学校为严格考试纪律，让东、西两校园的老师相互监考，住在同院的老师（属经管系）就监考我们机电系。当他们看到我同时教着（大四）六个班的学生时，都吃惊了！二是当年教师节我荣获第九届“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称号，泰安校区只有8位老师当选(其中7人是科大自己的老师，我是唯一的外聘教师)，并且我是自该项评选以来第一位当选的外聘教师。
从2008年至2016年，我在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执教八年，荣获了第九届（2010年）、第十届（2011年）、第十三届（2014年）和第十五届（2016年）“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称号。
今天，我的夙愿实现了！欣慰之际，我深深地感激善解我意和给我支持的发妻张书静，也衷心地感谢推荐和扶持我登上讲台的山东科技大学电力拖动和控制教研室张继良主任和于志强、吴士涛两位朋友！
（2010-10-18写于泰安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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