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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三劝未归国，如果当时回国

就算是爱国么？

那些隔着电脑屏幕，挺着腰板喷杨振宁不爱国的人，我想问你们，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回国，就是爱国么？爱国，难道就一定是不顾实际地与国同生死，闭眼莫视国家大前方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滞留海外的科学家响应政策，回国实现“科技救国”的夙愿，邓稼先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困难时期回国，确实值得国人敬仰。但特殊年代，也有很多科学家出于对各种因素的考虑，没有选择立马回国，他们的选择也应该得到尊重。

“两弹一星之父”邓稼先

五十年代，杨振宁在国际上获得了诺贝尔奖后，便开始名声大噪，成了国内外最知名的物理学家，也成了当时中国极力想要召唤回国的对象之一。

张文裕

在获得诺贝尔奖当天，中国政府就派物理学家张文裕去瑞典，一是向杨振宁他们表示祝贺，二就是争取他们回国。作为杨振宁大学时的老师，张文裕在瑞典期间受到了他们的百般照顾。对于回国问题，他们只希望，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可以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当学识达到一定程度再回国。

但，大家都知道，五六十年代甚至是七十年的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残酷的浩劫——政局动荡、知识贬值、意识混乱。对于一个科学家，当时的中国并不能为他提供一个最好的科研环境，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他造成致命的伤害和打击。

后来，杨振宁在1964年3月23日加入了美国国籍，2015年4月1日放弃了美国国籍。在这备受争议的61年里，他说过“当初加入美国国籍，是考虑了很久的事情，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而放弃美国国籍，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

虽然在1983年，杨振宁在一本书中，曾说过“我父亲在临终时都没有原谅我放弃中国国籍”。但，事实证明，父亲三次去日内瓦劝归，终究是带着纠结之情回国的。

杨振宁一家  杨武之（右一）

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应邀去日内瓦工作，他打电话给家人，希望可以在这里团聚。父亲杨武之带着周恩来总理的劝归“任务”，也带着自己的意愿乘上了去日内瓦的飞机。父亲给杨振宁介绍了当时新中国的发展，从情理上希望他能回国。

但，五十年代的中国笼罩在一片“反右派”的阴霾之中，社会政治的混乱，根本不能为科学的发展进步提供一个较好环境。父亲深知这一点，但还是告诫他，如果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回国，但也绝对不能去台湾。

1960年，杨武之身负“劝归”任务，第二次踏上了去日内瓦的飞机。当时的中国，席卷着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如果这个时候再去争取杨振宁回国，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杨振宁之父杨武之（左一）

杨武之很尴尬“现在我很矛盾，国内的秩序失衡，怎么能劝他回国？他回来能继续做研究么？但留在美国，又是与中国对立的，这如何是好啊，现在的中国研究环境比美国差的太多，生活环境也不行”。虽然很难以启齿，但他还是写信给周总理。

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出于理性的思考，一方面又备受情理的折磨。对于这一点，没有经历过当时实际情况的“局外人”，怎能信口开河？

1962年，杨武之第三次劝归。但大家都知道，当时的中国处在“大跃进”的遗患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中，物资奇缺，市场萧条，生活困难。如果这时候杨振宁回国，真有点自毁前程。而且，即使他回国，在那种环境下并不能为祖国的科研建设带来多么具有变革性的创举，关键是环境完全不允许。

杨武之

父亲杨武之深知当时国家的处境，纠结的情感又一次郁结于心。他写信给周总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惭愧和无奈。但他可以保证，杨振宁绝对不会去与大陆对立的台湾，也会等着时机成熟之日回国。

时隔至今，风雨飘摇五十载，那些定格在历史浪潮中的人和事，不应该被现代毫不知情的“吃瓜群众”指指点点。不处其境，不知其忧，杨振宁确实也想过为国家服务，但当时的国家科研停滞不前，如果继续在美国安心搞研究，将来也许对中美的科研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九旬杨振宁在为中国学生讲课

出于理性的思考，为什么就是不爱国？而事实证明，杨振宁的选择是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计划将搞核武器的全部处掉，先打年轻的，后来开始打高层的；说会英语就是美国特务，会俄罗斯就是苏联特务，连“两弹元勋”邓稼先都被批斗了。试想，如果当时他选择回国，还会有现在的杨振宁吗？还会有后来他为中国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吗？

不忘初心，身处异国他乡

也照样爱国

杨振宁教授完全没有理由被所谓的“爱国者们”用极端的言论逼到道德的风口浪尖！虽身处异国，但对国家的眷顾、贡献和大手笔，丝毫没有削减。

传播“中国好”

1971年，中美关系刚刚解冻，杨振宁就决定马上回国，他是美籍知识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虽然当时会遭到美国官方的阻拦，但都被他顶了回去。虽身处美国，但仍然不忘国，他在美国公开举行爱国演讲，宣传中国文化，尽量促进外国人访华和美籍知识分子回国探访。而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他的这种作法有很大的风险。

杨振宁说“向世界正面报道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是他的义务”。欧洲、南美洲、东南亚，他所到之处都会播种一片“中国好”的种子，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举动，让世界很多国家对中国多了一份好感。

如果说那个年代，中西方是冰火两重天，那么杨振宁就是身处冰火之间，虽备受煎熬，却要努力建造桥梁的人。

“全美华人协会”是一个美籍华人聚集的地方。作为协会主席，杨振宁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组织华裔团结合作，并尽力为中国的科研能与世界接轨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70年代的“保钓运动”

1971年，在普利斯顿大学流传的一本《钓鱼岛须知》，暴露了日本的阴谋。12月，在普林斯顿大学，沈平和李德怡等人组织成立了“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并提出了“警告日本，呼醒国人”的口号，而杨振宁就是当时保钓组织的成员之一。

为了保护钓鱼岛，他在美国各大高校进行巡回演讲，将不屈不挠的精神传播给了中国留学生。他还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义正言辞地讲述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

70年代关于钓鱼岛的参议会

在《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一文中，杨振宁从他所见到的上海女性穿裙子，讲到中国的科研事业，文化传统。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域，所讲之处无所不包。他又也从历史现实的角度申明，钓鱼岛永远是中国的领土! 情到文末处，他慷慨触笔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来比喻新中国气象之变化。

促进中国科技起飞

杨振宁早已说过，他愿意做中西方科技的桥梁，用自己的力量去促进中国科技与世界的接轨，他做到了！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杨振宁教授就不间断地向国内投掷巨资兴办科技教育，为中国现代科技的起飞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功劳。

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成立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中国学者去该校进修。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杨振宁与中国学者  

1983年，杨振宁在香港发起创立了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资助金额累计达2000多万元港币，资助基础研究项目数百个，使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

同年12月，他向邓小平提出建议“国外认为，搞软件15—18岁较有利”，由此科大少年班设立了计算机软件专业，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计算机神童。现在纵横各界的精英，比如用友软件董事长薛峰、网大总裁蒋继宁、阿里巴巴参谋李俊凌等就是科大软件班培养出来的。

80年代   科大少年班计算机专业 “神童”

1994年，杨振宁担任顾问、执行委员的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在香港成立，目的是推动中国的科技研究工作，奖励在科技领域有成就的学者。1997年，在杨振宁的建议下，清华大学决定根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验，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将它建立为一个高水平的纯学术性单位。

1997年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  清华校长顾秉林（左一）

胡锦涛考察清华大学 高等研究中心 与杨振宁握手

为了鼓励中国科技人才，杨振宁不惜“大手笔”在清华大学创立了“杨振宁讲座基金”；在南京大学建立“杨振宁奖学金”；在香港中文大学也成立了奖学金。

不仅如此，作为世界物理学第一人的身份，他用自己的“面子”为中国挽回了太多的人才，计算机学家姚期智、天体物理学家林家翘等等。这些无疑都让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就拉近了与世界科技的距离。

物理数学家   林家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