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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半辈子从事的是以爆炸爆燃科学和控制爆破技术为核心的开发与利用工作，在经历数不清的危险中有六七次受伤，其中有两三次差点进了鬼门关，有三次的受伤经历至今留下了身体残疾，因而有“砸不死、吓不倒的硬汉子”美称，我一直怀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心态微笑生活。
我的第一次工伤发生在1957年秋季。当时在合肥工业大学，因研制大直径凿岩钎头，带学生做实验时，被快速冲击的锻钎机砸烂了右手食指头，幸亏我多少有些急救经验，立即捏住伤指，简单包扎，快速跑到医院接上，才没有落下缺指的残疾，现如今只留下变形的伤痕。
我的第二次工伤发生在1959年4月。在合肥工业大学第一研究室，我领头研究火箭技术，并任合肥炸药厂厂长兼总工程师，生产研制纸壳雷管和无锑硝铵炸药。因全校开展“大干十天十夜完成十化”的运动，每天只能坐在办公桌旁合眼一两个小时。运动结束后，我立即赶往远郊的炸药厂处理雷管生产难题，由于受凉并劳累过度，突然大量吐血3次，后转为长期肺结核病，至1964年才治愈。
第三次工伤大约发生在1960年6月。当时在皖南歙县搞火箭降雨驱雹试验，因人工拌合火药与碘化银粉末而突然爆燃喷火，致使暴露在外的脸部和双手表皮灼伤，又幸亏医院抢治及时，才未落下伤痕。
祸不单行，时间不长，又发生了第四次工伤。1960年11月至12月，我调至合肥工业大学第1系带研究生，检测多种材料对核辐射的防护性能。由于当时实验防护设施很差，再加上我已生肺病，以致受辐射后大量脱发，且不断拉肚子，实在难于坚持工作。从此即主动申请彻底调离了这些尖端专业工作，回到了老本行———建井与爆破专业。经过5年多的治疗，至1965年才治愈脱发和拉肚子。
第五次工伤发生在1966年。在山东矿院“文革”高潮时，我被揪至黑帮劳改队劳改，有一天因与另3人共抬一大块混凝土预制板起立时不同步，突然压折了我的腰椎，幸亏遇到了济南建筑医院一个刚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中医，连续治疗3个多月才基本治愈。但至今逢阴雨天气和劳累时，仍旧腰痛。
第六次工伤发生在1981年11月21日。受煤炭部委托，我在淮北一新建矿井主持鉴定煤炭科学院爆破研究所研制的3号煤矿安全乳化炸药。因试验巷道顶板大面积冒落，我紧急推走立于其下的一个干部，自己却被大滚石压断了右大腿骨，仅差一厘米就会被砸死。此事还惊动了劳动部。半年后被医院鉴定为二等乙级工伤，至今腿蹲下后仍站不起来。
对这次养伤中的一段故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在淮北矿工医院治了5个多月，于1982年4月回家，但仍须卧床疗养。这时正赶上泰山月观峰顶岩建设我国第一个高山硬岩索道工程出现了严重安全问题，急得泰安市有关领导数次请我上山指导施工。我忍痛应请，于是很快被官方派担架抬上山顶，躺在棉椅上指挥施工，并先后带领十几个教师与研究生边教学、边研究、边干活，干了3个多月，终于完满地完成了这一工程。
当年我被担架抬上山、坐抬椅上指挥100多人干活的情景，引起许多游客的询问，为此，《大众日报》《山东画报》的记者还进行了专访。后来相关单位还送来了一大笔服务费，我毅然决定一分钱也不要。
第七次工伤发生在1989年。在摩洛哥王国，海外公司试用我承担研究的“七五”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第三代深孔光爆大型机械化建设大深立井成套新技术。作为中国海外建井公司高级顾问，我承建该国一个位于喀斯特地层、涌淋水很大的大深立井。因教技术不熟练的工人操作噪声达130分贝以上的大型伞钻时，不慎被碰掉了防噪声耳罩，一会儿就被震裂了双耳膜。至今，如果不带助听器，即使相隔不到半米与人交谈，也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还有一次特大未遂伤亡事故，是在1960年10月。我带领第一研究室全体同志，到安庆一个久已不用的飞机场，试放3个小型固体火箭（用创新的固体燃料）和两个小型液体火箭（其中有一个是用创新的液体自燃燃料），供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将军观看。前面已顺利试放了3个固体燃料火箭，到试放第一个液体火箭，正在4米多高的台架上向下灌装自燃燃料时，可能因燃料箱下的阀门漏液，导致火箭发动机突然喷燃大火，我从高台上翻滚跳下，翻滚到防护洞中。由于该火箭体内只装了很少的可燃剂成分并且未装箭头，故起燃后即被卡于6米多高的发射架中，未发生爆冲等恶性事故。等燃料燃完，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出来摇旗，挡回正在开来的救护车，再指挥拆出事故箭体，装入最后一枚液体火箭，放到了10千米以上的高空，又弹出一个小降落伞随箭体掉落于长江中，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实验。
我这次带头设计研制的两种小型火箭和在此次试验中的表现被拍成了新闻纪录影片，还有记者现场拍成的新闻照片 （可惜照片在 “文革”中丢失）。试验完成后，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兼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主办庆功宴，很多将军向我敬酒祝贺，把我灌得酩酊大醉，从此我再也不敢喝酒，但自此又得了“胡总司令”和“胡大胆”的“尊”号。
我的命还真大，经历7次鬼门危险和11年“风暴”吹打都活过来了。到1993年法定的“退休”年龄，不仅未退，反而变成更红的夕阳老者。
我在58岁时，被评定为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除仍然热衷于从事了数十年的教育和高险艰难行业，继续认真完成前述的科研任务外，至2001年还再培养了两批4个硕士研究生和1个代培的硕博连读生。
1999年至2004年，山东矿院改名为山东科技大学后，我被返聘任“人才工程专家组”组长和“建校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组织全校各学科资深教授和骨干人才为学校发展出谋划策。2005年，被中国老教授协会和山东省老教授协会双双评予了“老教授集体贡献奖”，在清华大学颁奖大会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佩云和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颁发奖状和鲜花。此外，我还组织评选了本校两位退休老教授，因他们在校内外发挥余热做出较大成绩而上报，为此，学校获得了两次“山东省老教授贡献奖”。直至2013年，在我80周岁时因身体不佳，才获准辞掉老教授协会会长一职。
至今我仍应邀继续担任全国爆破协会特邀常务理事和学会名誉主任等职务，参加有关学术会议。
曾几何时，在河北省一新建矿井中，用我主创的4米深孔光爆配大型机械化凿井法，惊人地创造了现代立井平均成井速度世界最高纪录；被邀请在河南省某煤矿立井施工中用一次深孔挤压爆破堵住了大量涌水，被誉为“现代大禹”传人；在胶东某采石场，用我精心设计并精心指导施工的一次20多吨炸药大爆破，神奇地创造了抵抗线外5米处的碎石机场都未造成任何损伤的安全神话……有鉴于此，至今仍继续对推广各种特效安全爆破科技和大型机械化建井工法给予必要关切。
老有所为，夕阳更红。
(讲述：胡峰 整理：信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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