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场世界级的大灾难面前，一个作家，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哈姆莱特式的生死叩问。 

　　作为文友，方方日记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热切关注，而是整天被国内外大量的疫情信息所淹没了。直到有一天凌晨仔细地阅读了方方日记，才猛然发现，这种非虚构文本要比纯粹的文学创作的魅力要大得多，这种文体更切近民众，也更能触动人心，直抵人的灵魂深处。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启蒙意识竟然没有一次能够如此广泛地深入人心，不用强制地宣传与灌输，五千多万人每天都在子夜时分自觉等待着阅读方方日记这一刻，这是一个惊人的阅读场景，它打破了虚构文学的局限性。

　　我反反复复思忖，如其说这是一种新型文体的胜利，还不如说是启蒙主义价值观普及民众的胜利！ 

　　大灾面前，价值观念的撕杀要比疫情还要残酷无情，许多友情、亲情和爱情在陷入了硝烟之中，一切皆以启蒙与反启蒙为界线。方方日记就是用一个个启蒙常识构筑了一篇篇实实在在贴近生活、贴近人性的文字，平常不过、平淡无奇，却句句都有穿透夜空、穿透灵魂、穿越人心的力量，那却只是启蒙主义价值观的引导，让作者不是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宣讲，而是悄悄地与生活在苦难中的所有人夜谈，让大家回到＂人＂的家园中相互倾诉。

　　方方不是肩扛着闸门的女英雄，也不是施放林中响箭的“吹哨人”，她只是在表达一个智识者的良知，为普通人的心理疾病开一剂良方而已，这就是启蒙者的职责所在，从中我们又望见了人性的微光。         

　　人类不亡，启蒙不死！启蒙者虽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但是她是没有一个私敌的人。

　　（2020.3.20）

作家方方

01

　　今夜肯定无眠，吃了两次药，无效，干脆起来写字，就与30年前的我一样。现在是2020年3月19号的凌晨两点。

　　就这两件事：一是冯天瑜先生接受马国川的访谈，一是方方的日记所引发的所谓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一封公开信。

　　有人说这封信不像一个16岁的高中生所写，肯定有人以高中生的名义来表达他们心中的不满。这封信的后面注明有3904个人表示赞赏，阅读量也超过了10万。那么，不管这封信是不是高中生写的，这些赞赏者和阅读者肯定不全是高中生。于是，我也就觉得应该站出来说几句话。这种冲动一直就有，只是被自己压着，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这种样子已经装了很久了。为什么装？16岁的高中生也一定知道，这时候说些自己想说的话，而这些话又不大受那些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的待见，那将会意味着什么。这个其实根本就不用多作解释，方方日记本身的遭遇就说明了一切。

　　冯天瑜先生的访谈和方方的日记都很长。睡觉前，晚11点，易中天还对我说，你要写，别太长，现在是碎片化阅读时代，谁都没耐心阅读。这也是我知道和厌恶的，但也无奈，只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总之，尽快吧。

易中天教授

　　正说先概括一下冯先生的几个观点，这篇访谈就被注明“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而十分钟前，还是能看的。早知道这样，应该先概括冯先生的观点。算了，反正我看了，就是未看，也能大致说出相似的几点看法。包括方方日记，有什么很新奇的东西吗？至少在我看来没有，都是一些人们（应该有一个限定范围）经常挂在嘴上的大实话，浅显直白，真情实意。冯天瑜和方方都是我相识30多年的老朋友了，就是不说话，会怎么说也大概都知道，就如他们也知道我会怎么说一样。

　　但我作为一位专门研究哲学问题的学者，还是想说些比较别扭的话。

　　这话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对这次冠状病毒在武汉的大爆发及其惨烈后果视而不见，仿佛它们发生在久远的外国吗？现在，当这种病毒已经蔓延到全世界时，我们也仍然可以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毕竟灾难并没有降临到自己及身边亲人、朋友们的身上，似乎和自己还隔着相当距离。

冯天瑜，历史学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02

　　刚刚接到一位美国朋友的微信，她说，离她最近的一位患者还在80英里以外，于是大可不必在意，还是不戴口罩就外出散步、买菜、购物，一切如常。

　　那么，我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装出若无其事，内心平静，岁月静好，显然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

　　Why Not? 在家里已经闭门不出近两个月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不也是很平常的事吗？是，自己知道关于这次疫情灾难，应该追查源头、追究责任、厘清缘故，这些都是应该的，但也并不是自己的事。

　　和美国正在吵架，一个说是美国人来投的毒，一个直接使用“中国病毒”这样的不雅词汇，但这些也可以就似看热闹一样看着，甚至笑笑，因为这些事真的也离自己很远，你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当冯先生讲到自然生态时，也一定会讲到政治生态。因为正是这样一种政治生态使人变成了孤独的“原子”；脱离了政治，也就等于脱离了人的社会生活，于是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信任、理解和责任、义务的概念也就流于形式。这些也都按下不表。

　　单就天人关系而言，其实我们如果把“天”理解为自然的话，还应该加上一个“神”的概念。在古代中国，讲“天”或“天道”、“天理”时，也多半具有某种“神”（但又不是人格神）的意味。于是，在自然、人和神之间就构成了神秘的三角关系：从神出发解释自然和人自有一套说法，说它们都是神创造的即可；从自然出发解释神和人，也有自己的理论，比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从人出发解释神与自然，这是我们最熟悉的：自然是认识和征服的对象，神则是人在心理上总想能找到一种寄托或依靠的产物。这三者的关系到底怎么看，我们取消掉神，只讲天人关系，理论和实践上有什么后果，这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也留待以后再说。

　　自己就这样退守着，尽可能不参与，不说话，装出这些事与自己并无直接关系的样子（习惯了这种装的方式，就是有直接关系，大约也依然会装）。但退守到哪一步？自己装出的这种“与己无关”的样子（当然看见蜡烛、花圈，听见久违了的“汉骂”，看到窗口的标语和人们对远道而来的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还是会让人泪流满面），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伪装而已。但就理论上的伪装而言，自己最后所不得不面对的到底是什么？这个“什么”就指的是使你不再好继续伪装下去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

　　动笔写这篇文章时，凌晨1点半，看到方方3月18日的日记（幸好现在还在），里面对这位16岁的高中生说：“孩子，我还要告诉你，我的16岁时代，比你差远了。我连｀独立思考｀这样的词都没有听说过。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需要独立思考。……孩子，你知道吗？改革开放的十年，几乎是我自己和自己斗争的十年。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

　　这里，已经把我所想说的话表达出来了，就是缺少一个逻辑上的前提：我们最后所不得不面对的，其实就是自己。真的，什么事都可以漠不关心，泰然处之，但总有一天，一个人不得不独立地面对自己。这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两个自己，一个就是肉身存在着的自己，另一个自己则存在于自己的心灵中，他可能是幻觉，也可能是想象的产物，当然，更是所有研究哲学或心理学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自我”或“本我”。这就与我们平时常说的“这家伙不像个人”、“这不叫爱情”或“国将不国”之类的话一样，说明我们每个人心中其实还有另一个有关“人”、“爱情”、“家”或“国”的观念，我们常常会用这样的观念来衡量、要求自己，希望自己活得像个人。“人”指谁？不知道，反正心中另有一个标准，这也就是方方所说的“自己与自己的斗争”。是，你谁都可以不管，但你不能不管你；你也可以不管你，这只是说明现实的你终于把心目中的、理想的你驱逐出心灵了。到那一步，人真的可以放肆到毫无界限的地步，也就是摆脱掉社会所给与一个人所有的行为规范和观念框架。这其实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疯了。

　　当一个人不得不面对自己时，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勇气。首先，你敢不敢承认你心中还有一个自己；其次，你敢不敢面对心中的这个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全然不同的自己？

　　无论是冯天瑜还是方方，尽管他们都说的是一些很平实的话，但所需要的竟然都是一种非凡的勇气。

　　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没有这样的勇气，尽管我可以给自己找到无数辩解的理由：不是我的研究方向、与我有什么关系、关心了又能怎么样、自己不觉得自己太老、太忙、太想表现自己吗？难道没看见某某的下场吗？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等等。

　　作为一个16岁的高中生，你当然已经知道什么话当说，什么话不能说或不敢说，那么，当你不得不面对另一个“自己”时，你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懦夫，是一个胆小鬼，或不配称之为人的人吗？

04

　　方方说的那些“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的话，是无数哲学家，特别是一位法国哲学家、也是数学家笛卡尔（1596~1650）早就说过的话，后来的人也用“呕吐”来形容这种自我清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也许任何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呕吐”方式，总之以前所接受的、学习的并不都对，还需要一番自我的消化、清理。

　　这其实是个常识，16岁的高中生再喜欢理工科，也不得不总有一天会面对心目中的另一个自己。从这个孩子的文字表达来看，还不错，是一个肯动脑子的人，现在的问题只在勇气：敢不敢、能不能维护心目中的那个自己。

　　一个人有没有心目中的自己，这与一个国家到底有没有对未来的美好生活有一个设想，这是同一个道理。无论如何，当自己说话时要左顾右盼，担惊受怕，总不是我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

　　在勇气上，我们，至少是我，还真的应该向冯天瑜先生和方方女士学习，尽管这不一定就能使我从此变得更有勇气，但至少，我会敬佩他们，心中暗暗看不起自己。

　　好了，写了三个小时，凌晨5点了，也有三千多字了，就此打住。

　　（2020.3.18）

01

　　新冠病毒突袭而来，首斩武汉，网络信息的披露与流播先于官方的通报。究竟是将严峻的形势公之于众，让公民及时警觉，保体护身，防患于未然；还是隐匿无视，拖沓延宕，最终使人猝不及防，茫然四顾，狼奔豕突，惶恐无助？这不仅仅是一个施政治市方略的问题，更是如何表达现代城市意识、民主意识、管理意识与发展意识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应该如何看人、待人、爱人的问题。

　　一夜之间武汉封城，一周之内湖北封省。三镇分割，道阻路断；地市设卡，交通切割。患者在病毒攻击中煎熬奔走，试图寻找救命的医院；医者在病患的哭喊中穿行救护，希望可以救人于危殆；市民在病城中禁足封闭，期盼能够熬过劫难。

　　作为困于孤岛危城的写作者，方方开始记录，一日一记，一天一文，以个人为中心，非虚构叙事，记录着武汉的一点一滴，一人一事。

　　其实，除了方方，记写武汉、湖北各地封城的的人还有不少，就我的视野所及，就有小引、黄沙子、谈骁，还包括我自己。以诗、散文纪事的人就更多了。

02

　　A、真正为人的写作

　　互联网时代，自媒体发达，写作似乎成为每一个都可以举动的小事，但是，非常态之下，真正能够搅动一池春水，让人追随跟踪阅读的，其实为数甚少。

　　方方日记，从正月初一开始动笔，开始了她大疫之下为人的写作。

　　方方首先是从身边人开始记录的：女儿、大哥、小哥、侄女、朋友、同事……女儿的父亲在上海住院，因为肺部阴影，被怀疑感染，女儿也就不得不隔离他处，除夕之夜，大家小家分离在武汉多个地方，不得团圆，方方也只能冒雨去给女儿送“团年饭”。当女儿父亲的警报解除，大家的内心松了的那口气，是多么的刻骨铭心！方方的记录让我想起森茉莉，她记录公公和他的小妾的故事，即使过去那么多年，依然鲜活如初。其实，人若有爱的奠基支撑，无力艰苦磨难，都能不畏浮云遮望眼而云淡清风。

　　因为突如其来的病毒导致了医疗资源的挤兑，大面积的感染导致的死亡让人悲痛不已，方方在记录病患和死亡的时候，内心的悲悯从文字流出。她关心的是人，是人的生命，是人的生命的拯救和延续。对于百步亭万家宴的批评，对于团拜会的批评，对于各种不合时宜的聚集的批评，都是因为这些举措导致了病毒的扩散，引发了大面积的感染，而导致了人的生命的损伤和死亡。这些都需要追问，方方的追问，也是为人的追问。

　　人作为类存在物，有吃喝住穿性行为的本能，也有护生惜命爱幼全人的理念，人性使然，人道使然。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封建大一统专制下，教育一直是家国天下，没有个人生命至上的观念——群体大于个体，家国高于生命。一事当前，总是牺牲个人成全国家，牺牲小我成就整体。生命教育，爱人教育，审美教育一直没有真正灌输到人的生命中，理念中，行动中，总是要求服从、忍从、屈从于高人生命和个人的哪一个“家国”。就连奥运会都异化为金牌比生命更重要的违背奥运精神与体育伦理的竞争。人们为什么不能思考一下，没有一个个的个人，如何有家，如何有族，如何有国？

　　方方为人的写作，所遭致的围剿与围攻，基本都是心中、眼中、思维中无人的嚣叫，是封建时代前现代思想的再现。他们不知晓《拯救大兵雷恩》的精神，不理解《入殓师》美妆走向他界的悲愿，不明白弘一法师和丰子恺的师生为了护生而做的诗画，更不晓得在灾难和疫情之中，悠悠万事，救人为上。方方为那些素未平生的病患亡人的记录歌哭，其实就是人的本性，人的关爱，人道精神使然。

　　 B、人性良知的追问

　　随着时间的推移，方方的写作的空间和辐辏开阔扩展了很多，除了从开始的身边人，周边事，逐渐开始拓宽。通过记者、通过医生朋友，通过周围的同事、志愿者了解当日、当下的实存实态，了解抗疫进展的情况，了解病患的救治的详情和措施。

　　那个时候，正是武汉死亡人数上升的时候，不少人没有来得及确诊就离开了人世，不少人无法住进医院而死于门诊走廊大厅；也有一些人是在街头的店铺门口；更有一些人为了不传染给家人和孩子选择了自杀……李文亮医生、林正斌教授、段正澄教授、红凌教授、常凯导演一家死亡……死神追逐着人群，病毒吞噬着生命，遗体无法及时火化，骨灰也不知何时安葬。此时的官员们却手足无措，朝令夕改，顾此失彼，虽然守土一方，却没有足够的勇气与担当，只懂得听将令，推责任。“为什么我们的层层官员都可以把一纸文件教条化？”方方在她的日记中既有对于官员理政防疫水平的分析，也有对于他们失职的反思与追问。 “一场疫情暴露出巫术的众生相，暴露出中国各地关于的基本水准，更暴露了出我们社会的疾病，这是比冠状病毒更为恶劣更为持久的疾病。而且看不到治愈期。” 令她悲愤的是，面对生命的死亡，面对无家可归有家难回的百姓们，如果尚有良知，官员应该有负罪感，更应该打起精神打好防疫战。而我们看到的却并非如此。

　　当我看到北海道80后的知事铃木直道的担当与所作所为，追索日本政治家对于地方官吏的培养，深感感觉到我们的距离和失败。方方不仅如此追问，进一步写出了《引咎辞职，从中心医院的书记院长开始》的呼吁，振聋发聩，令人击节。

　　作为一名身处疫区的作家，方方的追问是使命感的追问，良知的追问，也是批评者的追问。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没有批评的声音是可怕的。

　　批评无自由，则赞美就毫无意义。要知道，问责是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了后现代，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管理模态总不能永久地停滞于前现代，总不能维持一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让人蒙在鼓里，不知就里。采用对上奉过去，对下顺过去，得过且过，忽悠一时算一时吧？更不能像鲁迅当年直刺的那样： “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除了对官员治理的追问，方方的写作还有对出自公共卫生、疾控等领域专家之口的“可防可控”“人不传染”等酿成灾祸的言论的追问。当病毒肆虐之下，不实事求是，每人隐匿一点点，遮蔽一点点，含混一点点，大祸就酿成了，就降临了，最终从九省通衢，蔓延世界……悲乎！

　　C、 直面人生的实存

　　这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所爆出来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其实都是对人性的严峻的考验。身陷疫区的人们，被封闭禁锢的不仅仅有湖北人，武汉人，也有全国各地滞留在武汉的人，困顿在武汉的人。城市封闭，商铺停业，有钱难买食物，有家难去归宅。咔嚓一声，停止键摁下来了，个人就成为整体中的微茫，城市里的游魂。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瞬间就可能沦为要睡在地下通道、商铺檐下的流浪者，面对志愿者送来的食物，要像孩子一样去排队领取。武汉需要救助，武汉也需要自救，而且也在自救中互救。

　　在方方的日记中，通过多位医生朋友的转述，记录了检测、治疗、重症抢救，医、护、患等各种真实的场景，以及每日确诊、疑似与出院的演变情形。直面“一城血泪，无限辛酸”的方方，她不惮于前行，满怀着怒气、勇气、豪气，始终关注着她所居住城市的运命，关注着惨烈的现场，关注着小人物的衣食住行，求医治疗，心理情绪，归葬安魂，那些逍遥于城外，安居于家宅的人。

　　那些缺少同理心和人情味的知道分子，如何能够理解被隔离的武汉，被囚禁的市民——茫然四顾，明天的早餐在哪里？花冠的病毒在身边，生存问题，心理问题，抑郁问题，慢病问题，都是问题。再理性的人也有难以承受的时候，也有难以苦熬的片刻。

　　方方说，这一时段，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管好家人。服从指挥，完全配合。咬紧牙关，关门闭户。”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责任，一种坚守、只有直面惨淡的人生，才敢于与禁锢抗衡，才敢与死神较量，敢于突破道貌岸然的攻击与包围，方方的做成自己。方方是直击的方方，人文的方方，大写的方方。

 03

　　方方日记，记载着一个城市的期盼，一个14天，两个14天，三个14天过去，四个14天也快结束了，疫情却依然没有彻底消退，医院还有2000多位危重患者，还有医生挣扎着死亡线上，百姓的艰辛，患者的苦难，医生的委屈，丝毫没有因为确诊为0，新增为0，疑似为0而消退，可能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武汉人、湖北人却已经迎来了阻隔，迎来了驱逐，迎来了可能无法走出家门的困局。 

         
　　封城日记的挞伐者，从一开始就排成了长队，他们挥舞着十八般兵器，喊着骂着，朝向一个65岁的老太太恶狠般地扑来。

　　更多的跟从者则投入到胜利叙事的狂欢。阿Q们，赵多多们，王秋赦们，都从蛰伏中出来，换件衣服，披个马甲，又上阵了。他们犹如流氓病毒一样在寻找宿主，企图寄生于其上，让自己活下去，至少可以多蹭那么一点含X量，或者到时候去邀功，我也是参过战的，我也是打过方方的。

　　可耻！很可耻！可耻之极！

　　难怪伊沙的诗歌《国姓》这样写：“这个民族，国姓为赖”。

　　人，在他们的眼中，永远都是可以利用的材料或者工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既是他们的常道，也是他们当下的非常道。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我们不能留给后代美丽的符号，至少我们可以留给他们可能美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