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胡耀邦整顿中国科学院始末

发布时间:2018-06-11

来源｜《党史文汇》2017年06期 

作者｜吴伟锋

1975年7月中旬，在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派胡耀邦对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在整顿中，胡耀邦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思想、方针和措施。11月中旬，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掀起，科学院整顿被迫中断。这次整顿，时间虽然只有短短4个月，但取得了明显成效，对科技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1975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九个年头。社会上下对“文革”的厌倦情绪不断上升，人民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呼声更加高涨。因此，进行整顿，成为“文革”发动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就是在这一年，邓小平临危受命，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

在全面整顿过程中，邓小平把科技整顿摆到重要位置。1975年7月11日，他提出：“科学院急待整顿。”经请示毛泽东同意，邓小平调胡耀邦到科学院主持整顿工作。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是由三科（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合并而成的，除领导各研究所外，还担负着原国家科委的职能。因此，对科学院的整顿也可以说是对全国科技战线的整顿，是对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当时科学院的主要问题在于：（一）科学院过去执行的正确方针、政策，遭到批判和否定。如1954年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文件、1961年中共中央批准的《科学十四条》和聂荣臻的《请示报告》、1962年广州会议的文件和报告，一概予以否定。对“文革”前17年的科技工作，说成是修正主义黑线统治。誉为“科技宪法”的《科学十四条》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纲领”。（二）科学院的党政大权被“四人帮”的帮派势力篡夺。1967年初，造反派夺取了科学院的领导权，院党组成员全部被打倒，各所的党委基本上都已瘫痪。后来虽陆续“结合”了一批干部，但到1975年时，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中，组长郭沫若不可能实际过问具体工作，副组长周荣鑫在1974年底调往教育部，副组长武衡在1972年科技工作会议之后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而且身体有病，不能参加工作。副组长中只剩下一名军代表王建中。核心小组的实权实际上操纵在造反派头头手中，而且他们还自作主张搞了个“列席成员”制度，让其心腹作为列席成员参加核心小组，以壮大他们的声势。（三）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受到批斗。大批科技精英被指责为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被赶进“牛棚”；科学院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受到批判、斗争。

就是在这样的困难局面下，胡耀邦肩负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嘱托，走马上任，扛起了科学院的整顿大旗。

1975年7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的华国锋受邓小平的委托同胡耀邦谈话，向其通知中央的任命：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仍为郭沫若），加强领导，整顿科学院。并且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首先是党的整顿，搞好安定团结，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近期要完成三项任务：一是了解情况，准备向国务院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谈话后第4天，胡耀邦就在住處同早几天已到科学院参加领导工作的李昌、王光伟商谈整顿工作。从这一天起他开始对科学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一）批判派性，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

消除派性，整顿好领导班子，是邓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突出强调的重要问题。胡耀邦领导的科学院整顿正是这样做的。

中国科学院之所以出现那么多问题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革”中造反派组织的涌现造成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派性思想严重，以派性取代党性，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用派性掌权。 胡耀邦在不同场合都批判了派性问题。他指出，现在搞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搞修正主义。搞派性的人，他们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党的团结，搞乱部队思想。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和消除派性。派性不消除，就不能贯彻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他强调，在消除派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派性严重的头面人物和受派性影响的群众区别开来。即使对派性严重的人，也要首先进行教育，如果改了就欢迎，如果仍不觉悟那就要作组织上的调整。对极少数执迷不悟拒绝批评帮助继续搞派性的，则要坚决实行纪律制裁。其讲话态度鲜明掷地有声，在科学院产生了广泛热烈的反响。

为深入了解情况，胡耀邦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走访了几十个研究所，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尤其是专家学者座谈会，每天从早到晚日程都安排得很满。时任胡耀邦秘书的梁金泉回忆说：“为了抓紧时间搞调研，耀邦中午不回家吃饭，常常是自己带个冷馒头，边吃边看材料，边吃边跟人谈话。在科学院的四个月里，耀邦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了调研和起草《汇报提纲》上面。他召开了大量座谈会，几乎跑遍了所有研究所。一天要看二三十封群众来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认真听取意见和反复酝酿，胡耀邦主持会议，提出了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方案。不久，中央先后调进王屏、刘华清、胡克实等领导干部。10月7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改组后的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任命郭沫若继续任核心小组组长，胡耀邦任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担任副组长，王屏、刘华清、胡克实等任核心小组成员，稍后，核心小组又增补武衡、王建中、秦力生、郁文。当时郭沫若已年老多病，实际上是胡耀邦主持科学院的日常工作。他废除了几年来造反派头头列席核心小组会议的做法，改变了核心小组政治、业务“一把抓”的现象，把行政业务和党的工作分开，专门建立行政办公会议，分派专人抓业务。科学院工作的领导权基本上集中在核心小组，干部的审查、任命，科研方针的确定等重大事项都由核心小组讨论决定。科学院新的领导班子的建立，为整顿工作的全面开展创造了条件。

（二）落实政策，加强科学院的后勤工作

针对大批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受批斗、迫害的状况，胡耀邦十分着急，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了落实政策工作。他指出：“要抓紧，落实政策要只争朝夕，拖久了不行。要‘敢字当头，要为‘敢字当头创造条件。”8月19日，他与部分科学家座谈提到一位1951 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搞植物生态研究的科学家回国后于1970年被下放的事时询问：“就你们所知，还有没有一些有成就的人现在在农村，或是分配工作不当而不能发挥作用的？请你们给我开个名单，有一个就写一个，有两个就写两个……写好了寄到我这里来。”他还诚恳地说：“拜托大家帮助我一下。”8月26日，他出席计算技术研究所全所职工大会并发表讲话，强调：“干部的复查和落实问题查清楚的，要尽快做出结论，妥善处理，这是头一条。一时查不清楚的，要根据现有材料做出结论，不要老拖下去，这是第二条。过去搞错的，一定要甄别平凡，不要马马虎虎，第三条。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推倒。……又一条，被逼死的，应予昭雪，恢复名誉。还有一条，对有些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也要批评教育，不能迁就。”10月5日，他与数学所领导小组成员谈话时，提出：“所有老、中、青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都要妥善安排。”这些讲话在科学院产生强烈反响。

在胡耀邦主持下，科学院高度重视落实政策工作，开始复查在“文革”中对受审查者所作的结论，对于没有作出结论的对象，尽快作出结论；对于没有安排适当工作的科技人员，尽量给予安排。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共为800多人落实了政策。

在落实政策的同时，后勤工作也得到加强。“文革”开始后，科技人员的生活基本无人过问。胡耀邦到科学院不久就抓了“五子登科”：房子、妻子、孩子、炉子（指煤气罐）、票子。胡耀邦了解到科技人员的普遍困难是：住房拥挤，屋里放不下书桌；夫妻两地分居，长期得不到解决；孩子进托儿所困难，没有人照看；工资收入低，为生活犯愁；没有煤气罐，烧饭困难。他明确表示要关心群众生活，努力逐步解决这些困难。

在胡耀邦领导下，短短4个月里，科学院购买了一批活动房，许多人的住房条件有了一定改善；科学院1400多位两地分居的科技人员中，有400多人结束了长期两地分居生活，夫妻得以团圆；科学院蓋了3000多平方米的楼房，幼儿园的用房得以较快解决；有5200户人家用上了煤气罐，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这些举措，一下子就温暖了科技人员的心，一时间在科学院传为美谈，大家发自内心地感谢胡耀邦。

（三）开展组织整顿，选配好研究所所长

自“文革”开始后，研究所所长、主任等职务都被取消，业务干部受到批判。整顿工作开始后，胡耀邦不辞劳苦深入各研究所，找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特别是科研人员谈话。1975年8月15日，他在青年干部座谈会上宣布，全院整顿主要是各级领导班子的组织整顿和思想作风整顿，而思想作风方面的整顿时间需要更长一些，任务更为艰巨。10月6日，他到心理研究所召开座谈会，提出要恢复所长制：“所长还是要恢复，一百多人有个所长就行，还是再要一个副所长，管管后勤？要有个党委书记。”他特别强调党委书记要尊重所长，充分发挥所长的作用。他经常讲：如果我是党委书记，我就找个懂业务的当所长，老老实实地对他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10月31日，他主持召开科学院分管干部配备和人事组织工作的负责人会议，研究为各研究所尽快配备好业务干部，指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要大力扶持业务干部的威信，支持他们大胆放手地抓业务工作，没有这一条对大干快上不利。……选好所长、业务室主任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会有许多阻力。……所长、室主任最好是对本行业务比较精通或比较有权威的，为科学界所公认的，是现实一流的……这些人一上来，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影响，他会使人感到有奔头，这是一种精神力量，鼓舞力量。”他认为，“在本世纪内，帮助党培养出上千个一流的专家，上万个二流的专家，我们的历史贡献就不小了。”这些观点受到广大科技人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欢迎，一些研究所的领导班子也开始了整顿。在他支持下，业务专家重新受到重视，研究所所长的作用开始得到发挥。

（四）狠抓思想整顿，端正科学院的工作方向

思想整顿无疑是整顿中最复杂且极为重要的工作。胡耀邦到科学院后，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好直接否定“文革”的错误，只能从正面或迂回地引导、明确在科技战线上执行正确路线的大方向。如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科技领域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否定“开门办所”的口号，明确科技界的主体是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联系实际；否定“知识私有”“白专道路”“技术挂帅”等提法，强调要重视人才，鼓励科技人员钻研业务。

为明确科学院的性质和任务，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他深入各研究所召开各种座谈会，针对实际作了很多讲话。8月19日，他在部分科学家座谈会上说：“科研工作搞不上去，没有成绩，那才是最大的错误。”“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嘛！工厂是搞生产的嘛！我们就是要刮搞科研的台风，刮8级不行，得刮12级台风…… 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25日，他同地质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一○九工厂的同志座谈，强调思想作风整顿是个细致艰苦的工作，是不能“立竿见影”的。10月5日，他在数学研究所座谈时，进一步指出：为什么这次要以思想整顿为主呢？因为现在好多思想工作是妨碍科研、破坏科研的，不是去帮助科研发展，为科研服务。6日，他在心理所与几位科技人员交谈时得知，这些年除了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就是搞生产，与白菜、土豆打交道，有些研究所每月搞业务的时间不足20个小时。他觉得这些问题非解决不可，已刻不容缓。便在会上明确说：“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的，是搞自然科学的。” 15日，他听取遗传所汇报工作时又说：“业务、政治、行政3个部门有个共同目标：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保证每年都要有新成果。这个必须弄清楚。”

据统计，他类似的讲话有50多次。这些讲话表明，他整顿科学院，不仅要恢复正常的科研秩序，还力图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基础上，分清思想理论是非，端正科研工作的方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每次讲话前他都要事先找人了解情况，亲自准备发言提纲，对于如何用新语言来表达思想也反复琢磨。正是下了这样的功夫他的讲话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为使科学院的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牢固树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思想，10月24日，他在科學院共青团纪念红军长征40周年的大会上专门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报告，这是他在科学院的众多讲话中最鼓舞人心最感人的一次讲话。报告第一次响亮地提出“要进行一个新的长征”的口号。即“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他指出：“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们，是四个现代化中间的一分子，科技战线上的战士”，“在本世纪末我们一定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一定要站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前列。”在报告的最后他满怀激情地说，25年后的今天是2000年，那时要开这样的大会，要请立下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请你们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故事。我们这些人呢？那时也许呜呼哀哉了！我想挣扎一下。假如我能挣挣扎扎地活到那一天，我就靠我的孙子孙女，用小车子推着我来坐在一个角落上，别的不要求只要给我一两颗烟就可以了。那时我将看到坐在台上的、为祖国“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将向他们祝贺，把我的希望献给为祖国奋斗的年轻人……

这次讲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2500余名青年人，会场上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报告一结束，团委书记眼含热泪紧拉着他的手说：多少年没有听过这样好的报告了。他讲到高潮时，台下许多听众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一些原来参加造反派组织的年轻人在这次大会后也幡然悔悟，没有批判“唯生产力论”。他提出的“新的长征”的口号传的很广，影响很大，直到1975年12月科学院整顿工作受到批判时，有的刊物写社论还根据其提法，宣传“新的长征”的思想。

思想整顿的结果，就是否定了“四人帮”制造的思想混乱，明确了科学院的性质，端正了科学院工作的方向，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名正才能言顺。要彻底整顿中国科学院，首先必须“名”正，也就是说，整顿需要有一个依据。这个依据，就是胡耀邦到科学院后的又一项重要任务：了解情况，尽快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汇报，以便取得中央政治局，至少国务院的支持。

（一）广泛征求意见，形成《汇报提纲》（第三稿）

胡耀邦不负党中央的重托，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后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他到科学院后立即广泛深入调查研究。8月1日，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先由他提出总体思路，由李昌、王光伟、胡克实等人分头起草。再由吴明瑜、罗伟作助手，按照他的意见进行文字综合。最后，由他逐字逐句审定。起草工作进展很快，到8月11日写成第一稿，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8月12日，他向邓小平汇报达两个小时。邓小平听完汇报后说：“很好！”并提出修改意见。从邓处回来后他和李昌在科学院内组织了对此稿的座谈讨论。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到8月15日改出第二次讨论稿。

这一稿写成后，除在科学院机关和下属单位征求意见外，还召开了各部委有关同志座谈会，听取意见。同时，特意将稿子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胡乔木、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等征求意见。在起草小组汇集各方面意见并对文稿修改后，他又亲自动手于8月17日改出第三稿，标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从第三稿开始简称为《汇报提纲》。

从第一稿到第三稿，《汇报提纲》共写了6个问题：1.关于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汇报提纲》指出，建国以来，“我国科学事业日新月异地向前迈进”，“科技战线上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辛勤努力，成绩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2.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问题。《汇报提纲》提出，科学院和各部委已下放的科研机构中，一部分面向全国的重点科研机构应改为中央、地方双重领导，以科学院、各部委为主。3.关于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汇报提纲》提出了6个关系。（1）政治与业务的关系。（2）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关系。（3）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4）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5）理论与实际， 基础与应用的关系。（6）党的绝对领导与百家争鸣的关系。4.关于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对现有的400万科技人员的基本估计是：“总的来说，他们的基本政治立场上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只是较少数。”“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人已经成为政治上、业务上的骨干。”5.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规划立足于对今后一二十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设想，提出了5个方面：（1）组织钢铁和粮食两个科学技术大会战。（2）各部门、各行业都要集中力量解决本部门、本行业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发展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新设计的研究。（3）配合国防科技部门，研究提供两弹、卫星、核潜艇所需的各项新材料、新装备等，并探索新技术，促进国防现代化。（4）重点狠抓4项新兴技术：计算机与自动化技术，激光技术，遥感技术和仿生技术。（5）加强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为此要解决队伍、投资与经费、试验装备等条件。6.关于中国科学院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整顿内容包括：整顿机构，健全和调整领导班子，加快落实党的政策、整顿思想作风和关心群众生活。

《汇报提纲》（第三稿）成稿当天，由胡耀邦、李昌、王光伟3人联名上报邓小平。同时胡耀邦还给邓小平写去信说：“送上我们多次反复修改的‘汇报提纲。这一稿在几个关键地方是按您的指点改过的，有些地方吸收了参加讨论的一百多位同志的意见，乔木同志为我们作了很多很好的修改。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话，是拼了一点老命的。我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您的进一步的指点，祈望得到您对我们展开工作的支持。”参加起草工作的李昌回忆说：邓小平对于《汇报提纲》非常重视，他对我们的提纲草案原则上都同意，但要求再修改。他说：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

（二）邓小平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汇报提纲》（第四稿）

8月26日，邓小平要胡乔木就《汇报提纲》的修改同胡耀邦等一起议一下，并要求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还让胡乔木转告胡耀邦、李昌，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说话，等提纲改好、国务院通过、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从这时起参与修改《汇报提纲》的，除了中国科学院的吴明瑜、明廷华，还有国务院政研室的于光远、教育部的甘子玉等人。9月2日，《汇报提纲》形成第四稿，题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一稿与前三稿相比，在抹掉一些棱角的同时，不少针对性很强的原则性问题也被删掉了，文件内容由6个部分变为3个部分，集中和突出了汇报主题。9月3日，胡乔木将它面交邓小平，邓看了表示满意：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仅对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卫生界、文化界也起作用。同日，这一稿印发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准备讨论。

邓小平决定9月26日下午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汇报提纲》（第四稿）。为开好这个会议他作了充分准备。9月25日早晨，他得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对其中有关自然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论述有疑义后，特地把胡乔木找去，要他整理一组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自然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语录，说明《汇报提纲》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站得住的，并将语录作为其附件在第二天早上编好印发。26日早晨，邓小平再约胡乔木谈话，要他去找纪登奎谈谈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问题，交换意见，以免下午开会讨论时出现不必要的分歧。

9月26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等人汇报，讨论《汇报提纲》（第四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王震、谷牧、孙健都参加了。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于光远，教育部长周荣鑫，国防工办主任方強等列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邓小平说，很久没有开这样的会了。他要求胡耀邦先讲讲概况，然后做重点说明。在胡耀邦汇报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插话，会议气氛比较热烈。

当胡耀邦说：解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我们用了二十几年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邓小平插话：这一点要谦虚一点好。他在谈到科技工作的组织体系时说：全国科技战线专业科研机构有（一）科学院系统；（二）国务院各部委系统；（三）各省、市、自治区系统；（四）全国高等院校系统。专业科技机构共3309个，职工近40万人，其中科技人员15万人。邓小平插话：国防的在不在内？国防工办主任方强回答，国防工业7个院，96个所，13.6万人，其中科技人员4.8万人。邓小平说：一样多啊，加上他们，补充一个材料。有一半科研人员不写上，怎么能说明重要性呢？全国应加在一起。他汇报：中国科学院今后十年根本任务有三个方面。这三个任务的摆法：把生产需要摆在第一，第二是新兴科技领域，第三是基础科学。他说新兴科技方面自己很不懂。邓小平插话说，请教一些专家嘛。我对科学技术没有发言权，有些名词概念我也不懂。当他汇报科技路线时，讲到现在科技人员不敢讲红专时，邓小平插话：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要说清楚。他汇报科学院整顿时说：科研人员每周只有4个半天搞业务。胡乔木插话说，看电影也占工作时间。邓小平反语嘲讽，那不是很好吗！文化娱乐。他说，大家不满意。邓小平说，怎么会满意呢？并感叹：这是不务正业，少务正业。他汇报科技人员住房、两地分居等实际困难问题时，邓小平说：不是一般的问题，高级人员的房子被占？要修些房子。他汇报到落实政策时，邓小平说：所、研究室领导不调整，很难说落实。一个县、一个工厂不把班子弄好，谁执行政策？你落实，他就落虚，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他说自己有“辫子”。邓小平笑着说：辫子也确实有一点，比我强一点。我说过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有时说错话，做错事。他们抓住不放，拆台。

接着邓小平鼓励胡耀邦等人要有信心，要相信大多数。他说，不高兴你们的人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95%，相信这一点。最后，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思想：一、强调科学研究工作要走在前面。二、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三、提出科技人员也是劳动者。四、关于红专问题。五、要关心科技人员的生活。六、要办好教育。七、提出科技机构领导班子要有三套人，即党的、科研的和后勤的。邓小平的这些思想非常重要，后来以《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这次国务院会议原则通过了《汇报提纲》（第四稿）。邓小平指出，根据会议所提意见，抓紧时间再改出一稿，就可以上送毛主席了。

（三）《汇报提纲》共修改至第六稿，但最终没有批准下发

会后，按照邓小平9月26日的谈话，胡乔木对《科学院汇报提纲》又进行了修改，于9月28日形成第五稿。作为定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的名义报送邓小平。

《汇报提纲》（第五稿）内容仍为3个部分：一、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抹去了“成绩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和科技队伍“绝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样明确鲜明的论断。二、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就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科技工作的论述，归纳整理成科技路线的十个方面，并提出对毛泽东的科技路线必须进行准确的宣传。三、关于科学院的整顿问题。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增补了一些内容。首先是增加了一条：调整和健全领导班子。另外在整顿机构这一项加写了一段话：“今后科技大学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一定数量的合条件的学生，结合专业实行半工半读，加速培养年轻的科技人员。”

9月30日，邓小平把《汇报提纲》（第五稿）报送毛泽东，毛看后表示不满意，特别提出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不曾记得讲过。10月14日，邓对胡乔木说，主席还没有把稿子退回来。这可是一件大事！24日上午，邓再次同胡乔木谈话。说主席退回了《汇报提纲》，要按照主席的意见再修改一次。10月底，《汇报提纲》改出第六稿，由胡乔木再送邓。但这时毛对邓及其领导的全面整顿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邓已开始受到指责批判，因此邓就没将第六稿送毛。这样，《汇报提纲》的起草和修改就此结束。

在随之而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汇报提纲》被“四人帮”列为“三大毒草”之一，印了數万份发到全国批判。尽管这一文件最终没有批准下发，但在它的起草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就得到了领导干部和广大科技人员的普遍欢迎。文件不仅把科技人员憋在心里多年不敢说的话大胆说了出来，使广大干部、科技人员耳目一新，而且也使人们从中看到了胡耀邦等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敢于斗争的勇气。

1975年的中国科学院整顿，实质上是胡耀邦在极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试图消除“文革”对科技工作的破坏和影响，纠正党在科技事业上的“左”倾错误，把科技工作搞上去的一次努力。但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包括科学院整顿在内的1975年全面整顿被迫中断。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胡耀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批判。

但广大群众对批判胡耀邦等人十分反感。科学院的“小四人帮”多次想组织批判大会，群众就是不来参加，后来只好化整为零让各研究所分头去开。在院机关由几个科室联合在小会议室开批判会，能容纳百余人的会议室，只零零落落地坐了几十人，胡耀邦和李昌坐在台上一张小桌旁等待质问，那些造反派提不出像样的问题，有的问题只能使人捧腹。一次，造反派跳上台去指着他吼道：“你一到科学院就上窜下跳，到处开座谈会、讲话、作报告，蛊惑人心，你安的是什么心？”他当即反驳说：“毛主席教导，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党中央、国务院派我到科学院的任务是，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科学的规划，我不到各单位去调查研究，征求科学家、专家学者的意见，怎么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汇报？”又有的造反派追问：“你们在《汇报提纲》中说，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要走在前面，这不是在搞‘唯生产力论吗？”他又反驳：“我不懂什么‘唯生产力论，我只知道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没有瓦特发明蒸汽机，能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吗？”他的反驳使造反派无言以对，只好退下，台下的群众却发出了阵阵赞叹声。

胡耀邦、李昌停职反省后，“四人帮”在科学院的干将自行改组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造反派头头自封为实际上的第一把手。他们还马上把《汇报提纲》送审稿私印成千上万份散发，作为批判的靶子。

殊不知，这份材料发到广大科技人员手里后，为人们反思、认识胡耀邦领导的科学院整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人们通过阅读这份材料，心里就明白：正是《汇报提纲》，说明了什么是正确的科技路线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正是他领导的科学院整顿，开拓着科学发展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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